社会成本

计算部门或整个社会的社会平均成本，一般采用统计的方法，把企业的产品成本逐级汇总，然后形成社会平均成本。但一般社会平均成本往往更多的是指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理论概念，很难直接计算。但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政府对企业成本有一定的管理和控制权的话，那便使直接计算这种成本成为可能。

明确社会平均成本可以为了解整个社会和掌握本企业的成本管理水平提供了依据。我们可以将本企业的实际成本与部门和社会的平均成本进行比较，找出差距，并能看企业的成本水平是否符合社会的经济效益要求，或者对其更好。

社会成本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反映整个社会或部门的平均劳动耗费量的耗费水平。从宏观上了解一定时期花费了多少劳动，创造了多少产品，其社会价值如何。同时，作为产品价格制定的依据，一般只能是社会平均成本，而不可能是个别企业的产品成本。

概述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与此同时，我们也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付出了不小的社会成本，今后还将继续付出这种成本。不仅如此，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我们能否正确认识并有效解决改革成本问题。

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的必然性

经济转轨意味着企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从传统国有企业变为产权明晰、机制灵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公司。在这一过程中，原国有企业的大量冗员和过重的社会福利负担必须从企业中剥离出来，否则，改革后的企业仍无法获得平等的竞争条件，也无法参与市场竞争。不仅如此，许多经营不善、资不抵债、长期亏损、扭亏无望的企业还会依法破产。但是，国有企业剥离过重的福利负担，必须依赖一套完善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制度。然而，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我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家福利制度完全不同，本身也处于改革和形成之中，不可能是完善的。于是，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制度改革交织在一起，使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问题变得相当尖锐，从而严重影响这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并引起他们对改革政策的抵触，造成较大的经济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平均主义的分配机制，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激励机制和分配制度，从而使人们所得与其能力相一致，以激励人积极地劳动和工作。市场经济的分配原则是对平均主义原则的否定，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上的差别。但如果这种差异过大，或者收入差异的形成并非由于诚实劳动所致，而是由权势地位、人为政策甚至违法犯罪等因素造成的，那么，社会成员对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异问题就会更加敏感，就会产生抵制改革的消极因素。这个问题若不及时妥善解决，会极大影响公众对转轨过程的认同与支持，进而形成转轨成本。

经济转轨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和国家作用的转变。市场经济要求由市场机制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与计划经济比较，市场经济中国家的作用方式大大改变了，从资源的直接控制者和垄断者变为资源配置的间接参与者和调节者。这种转变也意味着许多国家机构及其成员要失去以往的权力和利益。在这种权力转换和重新配置过程中，也可能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对权力的滥用现象。因此，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使垄断权力和垄断利益的社会化、市场化过程阻力最小，同时又兼顾社会公平和社会利益，也是影响经济转轨成本的重要因素。

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及其主要表现

大规模下岗失业经济转轨型失业问题与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面。由于传统国有企业大多人员过剩，在企业破产、兼并、改制过程中，必然会有许多人从企业分离出去，造成大规模失业下岗的问题。而当失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又缺乏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来缓解矛盾时，失业问题就会引起社会的动荡和危机，如俄罗斯和某些东欧国家曾经发生的那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职工下岗失业问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以及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进入的冲击而更加突出。同时，由于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尚无法为失业人员提供普遍的高水平的社会保障。这就使得就业问题在中国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分配不公与社会的贫富分化　应该承认，伴随经济转轨而发生的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衡和社会的贫富差异都包含着合理的成分。但是，就经济转轨国家的实际情况来说，我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衡已超出了合理范围，使其成为经济转轨的一个消极因素和不良后果。这主要是指：①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幅度过大，如衡量收入不平等状况的基尼系数在我国达到40%；②收入和财富差异的形成相当部分不是依靠合法收入，而是依靠非法所得或者变相非法所得；③社会缺乏对经济活动造成的财富与收入分配不平衡的矫正机制，包括税收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

国有资产流失与非法私有化　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由于对产权改革缺乏社会监督与制约，将公共选择过程变为了不平等的市场交易过程，致使一些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借改革损公肥私、非法侵吞国有资产，造成大量国有资产以产权改革的名义被非法变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实际上，社会贫富巨大差距的形成和分配问题的尖锐，很大程度上也是与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被非法侵吞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职工在改革后的生存、发展以及社会保障，很大程度上依赖他们以前创造的这些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使一小部分人暴富，大多数人受损。

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集团利益差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利益多元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群体（集团）利益的差异，这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差异和矛盾严重到足以危及社会稳定或者引起社会普遍关注的程度，就会反过来损害整个社会利益。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不同群体在分享改革收益和承受转轨损失中的地位不同、处境不同，人们对改革的看法和利益取向就会发生差异，社会群体间的关系就会趋于紧张和不安。同时，由于某些社会腐败现象、以权谋私现象的存在，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化，社会群体间利益分歧的趋势加剧。

降低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

要将经济转轨成本的影响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不外乎有两种选择：一是绝对降低改革成本，二是提高社会对成本的承受力。我们先来分析如何降低改革成本的问题。

（1）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我国制定改革政策的基本原则。

（2）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的经济职能特别是投资职能趋于弱化。

（3）让广大群众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果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过程使一部分人受益，改革成本却主要由另一部分人承担，那么，受损者对成本的承受力就会非常脆弱，社会将出现明显的分化，形成双重价值取向和双重社会结构

（4）让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改革政策的制定与选择过程。改革过程密切关系到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让广大公众参与改革政策选择，参与利益再分配决策，必将提高社会对改革政策的认同

社会成本的重要意义在于，它能反映整个社会中的各个机构平均劳动耗费量的耗费水平。从宏观上了解一定时期花费了多少劳动，创造了多少产品，其社会价值如何。同时，作为产品价格制定的依据，一般只能是社会平均成本，而不可能是个别企业的产品成本。 社会成本的分担与补偿的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平。社会成本的计算

社会成本是产品生产的私人成本和生产的外部性给社会带来的额外成本之和。

教育的社会成本

教育成本是指学生在学校接受教育期间支付的直接与间接教育费用。我国教育成本的主要分担者是政府和消费者个人。虽然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在不断增加，但投资总量不足以使学生的费用下降。另外，财政教育投资结构也不尽合理，城市的教育投资远远高于农村，致使教育成本在城乡之间的分担比例极不合理。教育投资不仅关系到受教育者个人的未来发展，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低收入居民一旦放弃接受教育，就会大大降低我国人力资本的储备水平，从而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政府在教育投资方面更应有所作为。

医疗卫生的社会成本

医疗供给和教育供给一样有相当大的城乡差距。一方面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为城市的政府雇员、退伍军人、教育工作者、大学生和国有企业的职工提供了较好的医疗服务，他们分担的成本较少；另一方面我国大部分的医疗卫生资源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广大的农民由于医疗条件低下、没有医疗费用分担渠道，就医的私人成本很高。这种成本分担的不合理显然是造成居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

环境的社会成本

环境成本的不公平转移。环境资源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是“在一定时间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称”。环境作为一种公共资源，长期以来未能引起经济学界足够的重视。环境问题的实质，是私人品的生产对公共资源的无偿掠夺和肆意破坏。私人品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按照清晰的产权思路进行的，每一环节都是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展开的。为了追求高的利润水平，厂商不加净化处理就地排污，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了严重威胁。厂商的环境成本无条件地转嫁到了所有的社会成员身上，显然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成本分担。

国企改革的社会成本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国有企业逐渐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转变，但国有企业改革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社会成本，如企业在实施减员增效后的下岗职工安置和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等。因此，下一步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要提高效率，最大限度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另一方面要在降低国有企业社会成本的同时，避免产生新的社会成本。

本书借鉴物流产业、社会物流成本、产业结构等理论与方法，依照“理论综述—社会物流成本现状分析—模型构建—体系分析—对策建议”的思路，通过梳理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效率现状，探究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控制的策略。首先，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物流行业相关统计数据进行定量研究，探究了我国社会物流成本占GDP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关系；其次，通过构建物流成本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用DEA的三种模型分析了2005—2017年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效率，提取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物流专业人才、对外开放程度和城镇化水平等影响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效率的关键因素；*后，运用主成分回归模型以及灰色神经网络模型对我国物流成本效率及控制效果进行深入分析，提出我国社会物流成本效率提升及有效控制的对策建议。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物流管理与物流工程专业本科教学参考书，也可作为企业管理、区域经济、产业经济和其他相关专业研究生的参考用书，还可供物流专业人士研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