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效合同

无效合同法定理由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合同或者部分合同条款无效：

（1）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注意：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属于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一般属于可变更或撤销的合同，只有在损害了国家利益时，才属于无效合同。

（2）恶意串通，并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3）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5）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6）对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或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免责的合同条款。

（7）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条款无效。

另外，根据《民法通则》，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民事行为为无效民事行为。因此，主体不合格也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例如：

(a)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的，该合同无效。其例外情况是：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需追认，合同当然有效。

(b)法定代理人不合格且相对人有过失而成立的合同，该合同无效；

(c)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且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该合同无效。

无效合同认定原则

无效合同作为典型的私法行为，合同必须在公权许可的限度内实施，无效合同就是国家公权干预的结果。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已成立，因欠缺法定有效要件，在法律上确定地当然自始不发生法律效力的合同。这里的不发生法律效力，是指不发生该合同当事人所追求的法律效果。 国家公权不应当过分干预私法下的行为，因此，认定合同无效应当完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主要原则如下：

（1）不非（违）法即合法有效原则。法国法认为“如不能认定不是无效，可以认定有效”，此规则可以作为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的借鉴。只有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合同违反某强制性规定无效，合同才能被认定为无效，否则，一概不无效，此即所谓“法不设责即豁免”。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不仅在法学理论上而且在司法实践中都是可行的。

（2）慎重对待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违反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的一般性规定的合同，不再被确认为无效。究其原因，是因为有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掺杂着各部门、地方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色彩，如以此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例如林，民事活动中处处陷阱，行政干预无边，当事人寸步难行的局面。但是，对于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重大利益的行政规章中的强制性规定（例如有关外汇、外贸管理方面的规定），在未上升为法律或行政法规之前，有司法解释的，应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确认违反上述规定的合同无效；无司法解释的，应根据具体情况，以《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中“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等理由确认合同无效。而如果机械地以合同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由，一概宣告合同有效，在当前立法活动滞后的情况下，又会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

（3）认定合同无效一般应以当事人请求为前提，法官不要轻易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该请求权为实体法上的请求权，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法院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除非合同必然无效，法官一般推定有效。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法院才能确认合同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法院主动认定其无效。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说法院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除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外，法院不要主动地去认定和宣告合同无效，这样既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愿，也达到了稳定交易关系和鼓励交易的目的。

（4）法官要慎重行使民事行为效力的释明权。在司法实践中如当事人未主张合同无效，则合同无效的确认是法官裁量的结果。鉴于合同的有效或无效对案件的处理迥异，故法官在依照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行使民事行为效力释明权时需格外小心。笔者以为，除非明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法官以不释明为宜，因为在此情况下认定合同无效是法官自由心证的结果，对此一二审法院及不同法官之间的认识会有所不同，这就可能会导致案件处理结果不同。

（5）认定无效合同启动司法程序和启动行政处罚程序的区别。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法院可建议行政机关处理而不必主动确认合同无效；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法院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

（6）对于已履行的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即无效合同是否受到诉讼时效约束？

已履行的合同不论其是否有效，均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因为已经履行完毕的合同既然产生争议，毕竟是具有财产关系的内容，涉及到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要在案件的具体处理上承担何种民事责任，也就是说，当事人之间形成了某种债权债务关系，对于债权纠纷其诉讼时效的设定，《民法通则》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均有明确的规定，对于一般债权债务纠纷，我们掌握的是2年的诉讼时效，一旦将来法律修改或者制定了新的法律，诉讼时效期间可能会相应的延长。

确认之诉不受时效的限制已经形成了通说，无论是有效合同还是无效合同的确认因为合同并未实际履行，故不涉及到财产的给付内容，所以不受到诉讼时效的限制，对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没有履行的按照合同签订的日期或者约定的生效日期来确认时效期间是适当的，而对于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合同确定其时效期间以及起算点应当参照有效合同的确定方式加以确定。

与效力未定合同之区别

效力待定的合同与无效合同的区别主要表现在：效力待定的合同虽欠缺法律关于合同的生效要件，但经过权利人的追认可以生效，在追认之前，合同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效力待定不仅保护权利人的利益，而且兼顾了相对人的利益。而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所以是自始无效的，不能经过任何人的追认而生效、无效合同不因当事人的追认而发生法律效力是它与效力待定合同的基本区别。

和可撤销合同的区别

第一，二者产生的原因不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产生的原因主要有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及乘人之危、欺诈胁迫且不危害国家利益；而无效合同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等。

第二，认定程序的启动不同。可变更、可撤销合同中，是撤销权人决定是否变更、撤销合同，其他机关、团体、个人都无权干预；而无效合同中，人民法院和仲裁机关有主动干预权。

第三，可变更、可撤销合同并非当然无效，其在未被撤销前是有效的；而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自始无效，且不能变更。

第四，对于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撤销权人行使撤销权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期限，超过行使期限，合同有效，不得行使撤销权；而无效合同，不存在期限的限制。

合同依法成立，便具有法律效力。依法成立的含义，不仅包括合同订立过程应符合法律规定，而且包括已经成立的合同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生效要件。凡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的合同，不能产生合同的法律效力，从而属于无效合同。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社会公共利益，被确认为无效。可见，无效合同是已经成立的合同，是欠缺生效要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同，不受国家法律保护。无效合同自始无效，合同一旦被确认无效，就产生溯及既往的效力，即自合同成立时起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是当然无效。由于无效合同是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按照全部还是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分为：

1) 全部无效合同是指合同的全部内容自始不产生法律约束力。

①订立合同主体不合格，表现为：

a.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合同且法定代理人不予追认的，该合同无效，但有例外：纯获利益的合同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需追认，合同当然有效；

b.代理人不合格且相对人有过失而成立的合同，该合同无效；

c.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且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该合同无效。

②订立合同内容不合法，表现为：

a.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

b.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

c.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

d.以合法形掩盖非法目的合同，无效；善意取得。

③意思表示不真实的合同， 即意思表示有瑕疵，如：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的，无效。

2) 部分无效合同

部分无效合同是指合同的部分内容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合同的其余部分内容仍然具有法律效力。

在商务活动或生活中有时合同当事人会为获得某项利益而故意签订无法律效力的合同。在合同被认定无效后，某些利益依然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获得部分甚至全部的“回填”。例如企业间的借贷关系，小产权房交易等。

尽管如此，由于无效合同本身的违法性，合同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无效情况下能尽可能的少受到损失，应当注意一定的签约技巧，现做如下阐述：

一、对方履行能力

合同无效后，如果对方实际偿付另一方合同当事人对价利益的履行能力，付出方将蒙受极大的损失。例如小产权房交易中，卖方者如果缺少实际的债务承担能力，则在房屋交易被确认无效后，买方很难获得卖方的实际赔偿。

二、留存证据

合 同当事人支付款项或货物等合同标的物时应当留存自身履行该内容的确切证据。该证据对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无效后追回损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过错提示

合同无效后的责任追究原则往往按照侵权责任来处理。而侵权责任不仅需要提供对方的侵权证据，还要证明对方存在过错。因此即便双方签订的是无效合同，仍应当在合同文本或其他文件中充分提示可能给合同相对方带来的某些法律风险。

四、争议条款

合同法规定，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终止的，不影响合同中独立存在的有关解决争议方法的条款的效力。

因此即便双方签订的是无效合同或无法确定是否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合同，就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仍然要格外重视，尽可能在合同条款中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权益。争议解决条款涉及的范围主要是：违约责任，合同解除权，损害赔偿，合同争议的诉讼法院等。对于签订时尙无法确认其法律效力的合同文本在签订时恪守以上要点才能尽可能的防止合同无效后的损失扩大。

借贷关系无效由债权人的行为引起的，只返还本金;借贷关系无效由债务人的行为引起的，除返还本金外，还应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给付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前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经审查认定无效的合同，一方依据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对方。因合同无效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按过错责任原则由过错方赔偿损失。过错方承担赔偿责任的赔偿金数额，应相当于无过错方的实际损失。双方均有过错的，按过错责任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双方故意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而致合同无效的，应追缴双方已经取得或约定取得的财产。合作建房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在建或已建成的房屋，其所有权可确认归以土地使用权作为投资的一方所有，双方的投资可根据资金的转化形态，分别处理。

预售商品房因预售方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效的，应根据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和预购方交付房款等情况，由预售方承担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的责任。房屋未建成或未交付的，参照签订合同时的房价和法院裁判、调解时的房价之间的差价，确定预购方的损失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融资租赁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应区分下列情形分别处理：①因承租人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效，出租人不要求返还租赁物的，租赁物可以不予以返还，但承租人应赔偿因其过错给出租人造成的损失;②因出租人的过错造成合同无效，承租人要求退还租赁物的，可以退还租赁物，如有损失，出租人应赔偿相应损失;③因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共同过错造成合同无效，可以返还租赁物，并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和赔偿责任。租赁物正在继续使用且发挥效益的，对租赁物是否返还，可以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判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主合同有效而担保合同无效，债权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与债务人对主合同债权人的经济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债权人、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担保人无过错的，担保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担保人有过错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提供保证的，保证合同无效。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保证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的，因此造成损失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不知担保人为企业法人的职能部门，因此造成的损失，可以参照《担保法》第5条第2款(担保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和第29条(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未经法人书面授权或者超出授权范围与债权人订立保证合同的，该合同无效或者超出授权范围的部分无效，债权人和企业法人有过错的，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债权人无过错的，由企业法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合同被确认无效之后的处理　出卖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同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解除的，买受人可以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1.故意隐瞒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证明的事实或者提供虚假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2.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抵押的事实;3.故意隐瞒所售房屋已经出卖给第三人或者为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的事实。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期货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因期货经纪合同无效给客户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根据无效行为与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责任的承担。一方的损失系对方行为所致，应当由对方赔偿损失;双方有过错的，根据过错大小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不具有主体资格的经营机构因从事期货经纪业务而导致期货经纪合同无效，该机构按客户的交易指令入市交易的，收取的佣金应当返还给客户，交易结果由客户承担。该机构未按客户的交易指令入市交易，客户没有过错的，该机构应当返还客户的保证金并赔偿客户的损失。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交易手续费、税金及利息。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且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发包人请求承包人承担修复费用的，应予支持;2.修复后的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不合格，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价款的，不予支持。因建设工程不合格造成的损失，发包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承包人非法转包、违法分包建设工程或者没有资质的实际施工人借用有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名义与他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无效。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收缴当事人已经取得的非法所得。承包人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建设工程竣工前取得相应资质等级，当事人请求按照无效合同处理的，不予支持。

1、具有违法性

所谓违法性，是指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

2、具有不履行性

不履行性是指当事人在订立无效合同后，不得依据合同实际履行，也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

3、无效合同自始无效

无效合同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国家不予承认和保护。一旦确认无效，将具有溯及力，使合同从订立之日起就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以后也不能转化为有效合同。

无效合同法律后果

《合同法》关于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规定了两个条文。第58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第59条规定：“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因此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或者返还集体、第三人。”

可见，合同被认定无效后的法律后果主要如下：

1．返还财产。返还财产，是指合同当事人在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对已经交付给对方的财产，享有返还财产的请求权，对方当事人对于已经接受的财产负有返还财产的义务。返还财产有以下两种形式：

第一，单方返还。单方返还，是指有一方当事人依据无效合同从对方当事人处接受了财产，该方当事人向对方当事人返还财产；或者虽然双方当事人均从对方处接受了财产，但是一方没有违法行为，另一方有故意违法行为，无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而有故意违法行为的一方当事人无权请求返还财产，其被对方当事人占有的财产，应当依法上缴国库。单方返还就是将一方当事人占有的对方当事人的财产，返还给对方，返还的应是原物，原来交付的货币，返还的就应当是货币；原来交付的是财物，就应当返还财物。

第二，双方返还。双方返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从对方接受了给付的财产，则将双方当事人的财产都返还给对方接受的是财物，就返还财物；接受的是货币，就返还货币如果双方当事人故意违法，则应当将双方当事人从对方得到的财产全部收归国库。

2．折价补偿。折价补偿是在因无效合同所取得的对方当事人人的财产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按照所取得的财产的价值进行折算，以金钱的方式对对方当事人进行补偿的责任形式。

3．赔偿损失：根据《合同法》第58条之规定，当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如果由于一方或者双方的过错给对方造成损失时，还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种损害赔偿责任应具备以下构成要件：

（1）有损害事实存在

（2）赔偿义务人具有过错。这是损害赔偿的重要要件。

（3）过错行为与遭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如果合同双方当事人都有过错，依第58条的规定，双方应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即适用过错的程度，如一方的过错为主要原因，另一方为次要原因，则前者责任大于后者；此所谓过错的性质如一方系故意，另一方系过失，故意一方的责任应大于过失一方的责任。

因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一方当事人因此受到损失，另一方当事人对此有过错时，应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这种赔偿责任是基于缔约过失责任而发生的。这里的“损失”应以实际已经发生的损失为限，不应当赔偿期待利益，因为无效合同的处理以恢复原状为原则。

4. 非民事性后果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后，除发生返还财产、赔偿损失等民事性法律后果外，在特殊情况下还发生非民事性后果。《合同法》第59条具体规定了合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发生追缴财产的法律后果，即将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所取得的财产追追缴回来，收归国家或返还给受损失的集体、第三人。收归国有不是一种民法救济手段，而是公法上的救济手段；一般称为非民法上的法律后果。依《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对《民法通则》第61条第2款“追缴双方取得的财产”的解释，应追缴财产包括双方当事人已经取得的财产和约定取得的财产，体现了法律对行为人故意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惩戒。

无效合同处理原则

尽管中国法律对合同无效后的处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现实中的无效情形要复杂得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按法律原则性规定意旨具体情况具体处理。

一是返还财产应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对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标的物又符合行业标准或约定标准可供利用的，该合同无效后处理就不应再适用返还原则，而应当折价返还。对于返还标的物导致显失公平的，应将此情形视为不能返还财产，须对标的物损耗的价值或价格降低的价值进行补偿。而对于如标的物已经被使用，不再能反映原貌或者原价值的，可采用返还原物基础上，由加害一方赔偿其他损失；或者由有过错一方继续使用，适用金钱返还（赔偿）的做法，以此弥补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

二是对主体不适格等无效合同应按有效处理。对因主体资格不合格而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完毕的，应当无效合同按有效合同的原则进行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主体资格的无效与合同履行后果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合同履行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就不能因为合同无效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不能人为地否定交易基本规律。对于合同双方的轻微违法情节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违法情节导致合同继续履行不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绝大部分履行完毕的；对于双方当事人虽有违法情节，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以及其它类似情况存在的，应当按有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并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的过错、过失，合理分担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

总之，无效合同制度体现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才能成为认定无效合同的依据，不同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规范力不同，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故此，司法上要强调与时俱进地适用法律，在当代尤须坚持公私利益兼顾、私权优先和鼓励交易原则，尽可能多地考虑认定和处理的社会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合同产生。

无效合同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归结起来应为：“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诉讼时效为两年。合同一方当事人请求的，应当在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合同之外的第三人请求的，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损害国家利益的，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诉讼时效是民法的概念，但其主要在民事诉讼中运用。要在民法上发生丧失时效利益的结果，在民事诉讼中就须先做出已逾诉讼时效的判断。《民法通则》共有七个条文规定了诉讼时效的长短、起算、中止和中断，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又用18个条文作了规定。后来，针对人民法院在诉讼时效问题上就疑难案件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又在其司法解释和批复中对此问题有若干补充规定，基本上解决在实践中发生的问题。

合同效力特征概述

有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相对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成立，但因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共利益，因此被确认无效。”并由此而推断其主要特征有：

1、违法性；

2、无效合同的不得履行性；

3、无效合同自始无效；

4、无效合同自然无效，无须当事人主张而可由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并指出了无效合同由于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应不属于合同的范畴。另外有的学者认为“无效合同是指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对当事人自始即不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应由国家予以取缔的合同。”

并据此认为其存在以下三个特征或要件：

1、不具备合同的有效要件且不能补救；

2、对当事人自始不应发生法律效力；

3、由国家予以取缔。

第一种观点是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分离理论”而提出，指出了合同尽管已经成立，但由于其违法才导致无效；第二种观点基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认为无效的合同未成立亦未生效。如前所述，由于合同成立与生效的“统一论”，以及无法正确解释附期限、附条件及经特定程序合同才能生效等情形，而且也缺乏合同部分有效部分无效怎样确认其效力的理论基础，所以对此观点不予赞同。所谓无效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并不一定“依法”），但由于其不符合法律或行政法规规定的特定条件或要求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被确认为无效的合同。其特征为：1、合同已经成立。没有成立的合同当然无法进行讨论是否生效的问题；2、合同无效的效力表现在合同自始无效，也就是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3、合同无效的原因在于其违法性，而且是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主要是指义务性规定和禁止性规定。这其中包括了合同的主体、客体及内容等方面。但根据合同法的理论及《合同法》第54条等具体规定来看，无效的请求应为当事人的一项权利，国家不应主动干预。

合同效力行为原因

根据《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以下情形的民事行为无效：

1、当事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

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

3、当事人一方有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行为；

4、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行为；

5、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

6、违反国家指令性计划；

7、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但《合同法》第52条却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把《民事通则》第58条规定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的行为分为二种情形来处理：如果是损害了国家利益，属当然无效；如果是损害的是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规定相对方可以要求变更或撤销，而不再一律认定无效，这不仅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保护了当事人的利益，鼓励了交易行为，而且还减少了因合同无效而给社会带来的损失。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是正确的，也符合合同法理论与司法实践的发展方向。同时，《合同法》第53条规定：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一）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二）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这一条款属于合同法的强制性条款，就算是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了相应的内容，如果违反了《合同法》的这一规定，都应无效。笔者认为，《合同法》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以及对合同效力认定的重大贡献就是第52条第5项的规定，亦即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该合同或该条款无效，这才是合同无效的根本性原因，甚至可以看作是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从广义上来看，可以把《合同法》第52条、第53条等规定都看作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把“强制性规范”分为涉及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行政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民事责任的强制性规范等类型。有些强制性规范如果当事人予以违反，有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行政处罚甚至刑事制裁，但并非不一定会承担民事责任。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违反了会影响其民事行为及责任的强制性规范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对其作出相应的认定和处理。不管怎样，在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法》的这一规定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判断和处理。对照《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第49条等规定的关于合同无效的原因，该公约的这一规定并不科学，而且混淆了合同有效、解除及无效的根本区别，立法不宜采取。

合同效力民法分类

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应将无效合同合为三大类，即主体不合格、意思表示不真实及内容违反法律、社会公共利益。但根据《合同法》第52条、第54条来看，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不能导致必然无效，而且这种分类也很不科学。尽管在以前的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但由于新的《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成立时生效，其根本性条件在于“依法”也就是“合法性”，所以：只要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就是合法的合同，也才有可能生效，也就是“不违（非）法即合法”的观点。

根据《民事通则》及《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的来看，无效合同违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一方的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如果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而只是损害了合同相对人的利益，则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只能是可变更或撤销的的合同。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至于对此行为作出正确的界定，根据《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来看有两个显著特点：A、当事人出于恶意；B、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由于其行为具有明显的不法性，因此应当确认无效。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种合同尽管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由于其合同的内容上的不法性，所以法律也应予以制裁，作无效合同处理。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由于公序良俗原则（也就是“社会公共利益原则”）是现代各国民法中的一项最基本的原则，所以现在各国都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我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第58条也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所以此类合同依法不能予以保护。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这一规定才是整个合同无效制度的精髓和本质所在。

前面所述的合同无效前三种情形主要从订立合同的程序或合同的形式中来认定无效的，“损害公共利益”才开始涉及到合同的内容，而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才是无效合同，而且也是与其他效力类型的合同进行区别的根本性标志。对于一份已经成立的合同，只要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都应合法有效。只要合同中不存在阻却合法有效的法定事由（从广义上讲，《合同法》第52条等本身就是一条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就应依法认定为有效。这样既统一了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也充分尊重了合同当事人的意愿，同时也缩小了无效合同的范围，鼓励了交易。

合同无效请求权的行使

对于合同无效的行使，《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26条规定：“宣告合同无效的声明，必须向另一方当事人发出通知，方始有效。”似乎也认为合同无效的权利与解除权一样为一种形成权，只要单方面作出即可。但我国的《合同法》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规定。根据合同法理论及《合同法》中对合同效力的相关规定来看，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作出合同无效的认定之前，该合同应该是有效的。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当当事人一方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提出认定合同无效的请求或主张时，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才能确认合同无效。必须经当事人的申请或请求，主要是认为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不要主动去否认合同的效力。只要是不存在损害国家、集体或社会公共利益，都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对于某些不符合法定形式而又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的合同，并无必要去宣告其无效。但如果合同损害了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由于缺乏合同无效的请求权主体，所以允许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认定其无效。这并不是说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任何合同都可以主动干预其效力，而是由于请求权主体缺位而造成的。

无效合同的类型依《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合同包括以下五种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我国《合同法》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采用两分法：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订立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的，为无效合同；

一方以欺诈、胁迫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合同，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的，为可撤销合同。

1．构成因欺诈订立的无效合同的条件以欺诈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的，须具备如下要件：

（1）欺诈方主观上有故意。欺诈是一方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的行为。因此，只有存在欺诈的故意，才会构成欺诈。所谓欺诈的故意，是指欺诈方明知自己提供虚假情况或者有意隐瞒真实情况，为使对方陷入错误认识而为之。此种故意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须有使相对方陷入错误的故意；第二，须有提供虚假情况或隐瞒真实情况的故意。对于欺诈方是否有因欺诈行为而使自己获得不法利益或使相对方遭受损失的故意，不影响欺诈行为的成立。

（2）欺诈方在客观上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是指欺诈方将其欺诈的故意表示于外部的行为。欺诈通常分为两种：一是积极的欺诈行为，即欺诈人故意告知相对方虚假情况的行为。例如，将赝品说成真品，将低劣产品说成优质产品；二是消极的不作为，即行为人有义务向他方如实告知某种真实情况而故意不告知的行为。一般说来，当事人并没有普遍的提示或告知义务，但按照法律或合同规定，或者根据交易习惯或诚实信用原则有告知义务而不告知的，就属于欺诈行为。

（3）被欺诈方因欺诈而陷入了错误并因错误而为意思表示。如果欺诈方虽有欺诈行为，但受欺诈人没有陷入错误或者发生错误的内容并不是欺诈方的欺诈行为所导致的，则不构成欺诈。被欺诈人在因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须基于错误认识作出了意思表示并订立了合同，即欺诈行为与被欺诈人的错误的意思表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如果被欺诈人仅仅因欺诈行为陷入错误认识而未作出任何意思表示，或者被欺诈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非因欺诈行为引起的错误所导致，均不能构成欺诈。

（4）因欺诈订立的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因欺诈订立的合同必须损害了国家利益，才构成无效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主要指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如欺诈国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而造成国有财产的损失。如果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

2．构成以胁迫手段订立的合同无效的条件以胁迫手段订立的无效合同，须具备如下要件：

（1）胁迫人具有胁迫的故意。胁迫是指以将来要发生的损害或以直接施加损害相威胁，使对方陷入恐惧。所谓胁迫的故意，是指胁迫方以某种方式相要挟迫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并作出意思表示。胁迫的故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胁迫人有使被胁迫人产生恐惧心理的意思；二是胁迫人希望被胁迫人基于该恐惧心理而作出某种意思表示。至于胁迫人是否有通过胁迫为自己牟取财产上的利益使相对人蒙受财产上的损害的目的，并不影响胁迫的成立。

（2）胁迫人实施了胁迫行为。

胁迫行为包括两种：

一 是以将要发生的损害相威胁，这种损害是涉及生命、身体、财产、名誉、自由、健康、信用等方面的损害。例如，以将要告发对方私生活中的不轨行为相威胁，迫使对方订约。以将来发生的损害相威胁，必须是受胁迫者可以相信将要发生的情况，并足以 使 受 胁迫者 感到恐惧。如果一方所进行的将要造成损害的威胁是毫无依据的，根本不可能发生，受威胁者根本不相信，就不会使其感到恐惧，也无法构成胁迫；

合同生效

二 是胁迫人以直接面临的损害相威胁，即胁迫者直接实施某种不法行为，造成对方当事人及其亲友的人身和财产损害，迫使对方订立合同。如对对方身体实行暴力，或散布谣言毁人名誉，毁损房屋等。将来的损害和直接的损害可以是危及受胁迫者本人的，也可以是危及受胁迫者的家庭成员、亲属朋友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贯彻执行民法通则的意见》）第69条规定：“以给公民及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通常认为，胁迫不一定以危害是否重大为要件，只要一方所表示施加的危害或者正在施加的危害足以使对方感到恐惧，不得不违心与之订立合同，就足以构成胁迫。而且确定胁迫是否构成，应以特定的受害人而不是一般人在当时情况下是否感到恐惧为标准，即使一般人不感到恐惧，而受害人感到恐惧，亦可构成胁迫。此外，胁迫人欲施加的危害客观上能否实现以及胁迫人是否真正打算付诸实施都无关，只要此胁迫行为足以使受害人感到恐惧作出违背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即可。

（3）胁迫行为须为非法。胁迫的构成须符合“违法性”要件。胁迫人向受害人施加的威胁必须是非法的，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如果一方有合法的根据对另一方施加某种压力，则不构成胁迫。通常胁迫的目的或手段之一违法，即构成违法。目的和手段均属合法，如果两者的结合违法，也构成违法。

（4）被胁迫人产生了恐惧心理并订立了合同。被胁迫人因胁迫行为产生了恐惧心理，并且基于该恐惧心理作出了违背其真实意思的意思表示，订立了合同。如果被胁迫人并未因胁迫而产生恐惧，或者即使产生了恐惧但没有作出意思表示，或者产生的恐惧非胁迫行为所致，均不能构成胁迫。（5）因胁迫订立的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只有一方采用胁迫手段而使另一方被迫订立合同，损害了国家利益的，该合同才是无效的。若一方以胁迫的手段使对方订立合同但未损害国家利益，则该合同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对于因第三人欺诈、胁迫而订立的合同的效力问题，我国法律并未作出规定。在德国、日本等国民法中，如果欺诈是第三人所为，对于一方的意思表示，只有另一方明知或应当知道欺诈事实存在时，其效力才受到影响。而对于第三人的胁迫行为，无论被胁迫人的合同相对人是否知道或应否知道，均影响合同的效力。因为与欺诈相比，胁迫的危害性更为剧烈，有必要对被胁迫人予以特别保护。正如拉伦茨先生所指出的：“法律坚决反对采取胁迫行为对表意人意志施加非法影响的做法；因此，即使相对人对胁迫既一无所知，亦无法知道，他也不应 受 到 保护。”①我们认为，我国法也应对此分别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非法串通，以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者的利益为目的而订立的合同。这类合同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在主观方面，当事人具有恶意，即双方串通，通过订立合同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这种串通，可以表现为明示的方式，如当事人双方达成协。2100433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