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陶瓷

汉代是距今2000多年的中国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持续了400多年的汉代王朝与之前的秦代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汉文化。在古代世界中，汉文化的形成无疑是一次思想的大爆炸，对当时社会以及世界还有之后社会的发展，乃至今日都有巨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思想、工艺、科技等方面，尤其是思想，对其他事物的影响极为深远。思想的引导行为导致事物的发展方向趋向于人们的思想需求，从而产生了寄托思想、宣传思想、强化思想的事物。这也说明思想与实践在社会中是相互指导、相互影响的。

一、 秦汉时期主流思想背景及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薪火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而至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经济衰弱、百废待兴。汉代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再次焕发生机并迅速发展。而在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提出“天人同构”的哲学思想，开始将政治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从而达到人们思想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的统一。

在当时，汉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大国和最强的帝国之一，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为华夏民族两千年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来看，汉代新儒学思想适应了时代需求进行改革，其最重要的部分概括成为仁、义、礼、智、信几个字。由于自孔子开始推行的教育平民化、广泛化的“有教无类”政策，使平民百姓更容易学习接受儒家思想，奠定了基层阶级思想基础的广泛化。人民因学习儒家思想而更有礼节，最重要儒家思想赋予皇权的最高统治力即“君权神授”。从而在思想上完成社会阶级的统治，达到平衡的状态，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了之后历代君王的政策，也对现代社会的人民思想有指导意义。

二、陶瓷在汉代的种类及发展变化

两汉前后延续了近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正是在两汉期间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工具上的飞跃促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同时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性质的晋级也说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达到历史阶段性的顶点。

汉代时期的陶塑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釉陶是汉代对陶瓷工艺的杰出贡献，棕色或绿色的厚重釉体是铅釉陶瓷的一大特征。因烧制温度大致800度左右，胎内含铁，釉中含氧化铅较多，被称为“低温铅釉陶”。它的出现相比之前的陶瓷有很大的进步。釉的应用使陶瓷表面玻璃化，在高温状态生成一种类似玻璃质的材质，可以隔绝胎体与空气的接触，延缓器物的老化、风化，不容易脱落腐败。但是东汉时期出现大量铅釉陶瓷作为“明器”用于陪葬，质地不够坚硬，釉层容易脱落。

青瓷之所以叫瓷是为了区别之前出现的陶器。东汉后期，江浙一带出现青瓷，釉色淡青，成器密度高吸水率低，达到瓷器的标准。青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由陶向瓷的转变不仅仅是材质上的进步，更是生产力、科技、人民智慧的共同进步。

汉代重墓葬形式，殉葬习俗的产生也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明器”在这个时代产生并迅速盛行。“明器”并非生者使用，是供给死者带到冥间使用的。这些往往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美好祝愿，在有鬼神巫术祭祀的古老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陶瓷千年不腐，造型装饰绘画浓缩死者生前的场景，营造出一个地下的世界。由于儒家思想对王权的神圣化宣传，对人民礼教的熏陶，更让人民深信等级观念，以及儒家思想提倡的以玉孝德、孝悌观念、慎终追远、忠义思想等。正因这些因素产生了“视死如归”的思想，从君王到人民都对厚葬有着更高的追求。秦汉时期君王兴建墓室的花费占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作为陪葬品的陶瓷拥有巨大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陶瓷的应用更加广泛，更多地进入到平常百姓家。所以也产生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个人特色、迷信、宗教、神权等具有代表性的陶瓷器物。

三、代表性的陶瓷特点与时代思想呼应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很多器型模仿先前的铜器造型。如青铜造型一样，陶瓷在模仿造型的同时也传承了青铜器造型蕴含的意义。青铜器造型装饰复杂，且装饰很多神秘诡异的图案用来神化君权。

汉代瓷器之绿釉鼎：原始瓷器，敛口、弧腹较深、上腹部有折棱一道、圆底、承以三足，口部两侧有长方形耳，耳上部外撇，口上附有圆弧形盖面，盖面附三纽，施绿釉，仿青铜器造型。这种造型也十分符合儒家宣扬的“君权神授”的思想。造型上三足鼎给人以力拔千斤的气势迎合了古代君王权力集中、气势凌人的特点。圆形鼎造型去除方鼎棱角，视觉上圆滑更易于近人观赏，象征儒家思想的“仁”教，“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

绿釉印神兽纹奁：直口、方唇、圆形深腹、平底、三足；外腹中间凸印神兽纹装饰、纹饰线条流畅，满施绿釉、釉彩深沉；造型端庄笔直，上方盖形式山峰，如移山至眼前的景象，高耸山峰也寓意王权高不可攀至上之意；配以神兽，更强化了思想上的效果，神秘、力量、不可逾越。

汉代瓷器之双系罐：原始青瓷，罐敛口、平翻沿、圆腹、腹下渐收、平底；肩上两侧安铺首耳，器身上半部突起双弦纹三道，施青釉至腹，腹以下无釉，露出紫褐色胎骨；器表青釉亮泽滋润，自然向下流淌；腹上有两层云气，飞鸟纹装饰，画面生动优美，配有木屋，虽然没有神兽符文的装饰，但符合儒家思想对等级观念的灌输，看起来更平易近人，由思想切入，也很符合儒家思想对于“礼”的教化，平心静气、大度、气量，也贴近民用便于制作。轮制技术带来的圆滑，超过了以往用手捏和泥条的优雅弧度，给人以美的感受净化心灵。

从这些实践事物中折射出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这也是我们在考古发现中通过器物了解当时时代背景的方法之一。

四、对当时与后代的深远影响

进入新时期的大众，在科技日趋进步、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茫茫事物中明确自己的信念。正如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思想的产生左右着社会产物的意识形态，反之事物的内在和表现也反映出其蕴含的思想。我们可以用思想去创造改变，也可以从被创造改变了的事物中学习它给人们的启示。儒家思想在历经变迁的过程中吸取了众家精华传承至今，对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远。而表现在陶瓷上的愈发繁荣的景象，很多题材取之于“仁”、“礼”等向善思想和传说。时间为我们积累了人类无尽的物质财富，让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在续写历史。读懂器物上承载的思想，历史会带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更宽敞的空间。

（图文自网络）

Since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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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绘陶方壶，汉，口边长11.5cm，足边长12.6cm，高39cm

壶口部与足底皆为方形，四角攒尖方盖，壶身两侧各有一铺耳。通体饰以黑、红彩为主色调的图案，颈与腹部皆绘流云纹，并以菱格纹条带相间。

此件方壶的造型和彩绘纹饰均仿照同时期的漆方壶而作。此类彩绘陶器在战国和西汉墓葬中出土较多，可能是专用于殉葬的明器。

凸雕龙凤纹彩绘陶壶，西汉，通高64cm，口径21cm，足径24cm。

壶撇口，粗颈，圆腹，腹部对称置双环形系，高圈足。通体彩绘装饰。口沿下绘一周三角纹。颈部在三角纹内绘云纹。腹部用三周凸起弦纹划分上下两部分装饰带，上为凸雕龙、虎、凤相互追逐于流云之间，色彩绚丽，线条流畅婉转，画面生动活泼。下为彩绘缠枝花纹。圈足上绘弦纹3道。

此壶色彩丰富，使用红、绿、蓝、黑、白、黄等彩。颜色鲜艳，历经两千多年，依然光彩夺目。

彩绘陶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在灰陶上做画，有的使用红、黑、黄、白、赭等彩直接绘画在陶器表面，也有的在涂有白或黄色的地色上，再用各种颜色进行绘制。战国、秦汉时期是彩绘陶的发展繁荣时期，无论南方和北方，墓葬中常陪葬彩绘陶壶、豆、盘、尊和鼎等，色彩丰富，纹饰复杂，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艺术魅力。

酱釉划花水波纹铺首耳陶壶，西汉

高35.3cm，口径13.5cm，足径14.3cm。

壶撇口，束颈，溜肩，鼓腹，圈足外撇。肩部对称塑贴铺首。壶身刻划弦纹数道。壶外通体施酱黄色釉，釉色浓郁古朴，反映出当时崇尚朴实自然的艺术格调。

此陶壶仿铜壶造型烧造，釉层清澈透明，釉面光亮可鉴，花纹具有汉代独特的装饰风格，体现出汉代釉陶艺术所取得的成就。

汉代釉陶属于低温铅釉，多以绿、黄褐或棕红色为主，釉面的光泽较强。经科学测试结果表明，其着色剂主要为氧化铜和氧化铁，釉中含适量的铜便呈现美丽的翠绿色，含适量的铁则呈现黄褐或棕红色。釉陶是在氧化气氛中经700℃左右的低温焙烧而成。

东汉，高16cm

狗呈卧姿，两耳竖立，双目圆睁，张口露齿，悠闲中保持着特有的警觉。此类陶狗一般分卧、立两种，多出土于汉代庭院模型之前，显然是起护卫的作用。

东汉，高15cm

狗灰陶制成，呈快走状。可以看出，此时工匠对动物形体的把握已经相当成熟。狗的身体结构塑造准确，肌肉有力，是一只成年犬。1951年于河南辉县百泉出土。

青釉堆塑五联瓷罐，东汉，高46.5cm，口径6.4cm，底径16.5cm。

五联罐主体为三节葫芦形。施青釉至腹部，其下流釉数道。上腹为两节葫芦形，周围堆塑四个小罐。束腰处塑贴熊、龟和蜥蜴等。下腹有4道弦纹。胫部渐收，平底。

五联罐始烧于东汉，多出土于江南地区，是随葬用的冥器。早期器形简单，很少见有堆塑。后来，装饰日渐繁复，堆塑很多人物、动物。到了西晋演变成谷仓罐，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青釉刻花三足瓷樽，东汉，高23cm，口径17.7cm，足距15cm

樽口内敛，圆桶形器身，直壁，平底，下承以人形三足。附圆盖，盖顶中央置一系，周围置3纽。灰白色胎。盖面刻水波和花叶纹，器身两侧塑贴铺首并刻花草纹。

此樽出土于广州东郊红花岗。

樽是一种温酒用具，流行于汉晋时期，主要为铅绿釉或黄釉陶器。整器应附盖，其中博山形盖较常见。隋至南宋有较精致的白瓷或青瓷制品，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汝窑樽最为著名。

青釉刻纹镂空瓷簋，东汉，通高18cm，口径27.5cm，足径16.8cm

簋（guǐ 音轨）圆形，附盖。口沿微外撇，弧腹，高圈足稍外撇。胎色灰白。通体施釉，釉色青中泛褐。盖顶置环形纽，纽上套圆环。盖面刻花叶和三角纹。口沿镂空小圆孔一周并刻划树枝纹。腹部刻菱形纹。

此件器物出土于广州东郊三育路羊山。

簋为盛食器，功能相当于大碗，以陶质、青铜质或瓷质较为常见。新石器时代大溪文化、良渚文化、昙石山文化以及夏、商、西周遗址和墓葬中均有出土。早期陶簋一般为侈口，圆腹，圈足，有的有双耳。商代中期开始，器形演变为敛口，折沿，深腹，圜底，圈足，有的则为敞口，卷沿，斜腹。商代始见原始青瓷簋，三国至西晋时浙江的青瓷窑依然烧制瓷簋。（人民网）